抗美援朝战争爆发61周年 把历史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

    头发花白的白钧陶决定彻底“退休”，他已经76岁了。近年来，这位原志愿军60军老战士和一帮年至耄耋的战友，完成了人生的最后一次冲刺——征集部分原志愿军60军老战士回忆录，编撰成三卷本的《烽烟人生》文集。

    总计150万字的三册书是一项堪称浩大的工程，它花去编委会十几位志愿军老战士7年时间，与正规军史重在将领风采、战役部署、战术运用不同，这些文章是战争的“细节”，它们的讲述人更多是普通参战者，他们是一线战士、班排长、卫生员、文工团员、作训参谋或战地记者。

    60多年过去了，老人们无法忘记这场战争。在朝鲜战场上当过文化教员的白钧陶用浓重的四川话说：“作为幸存者，我们有责任把自己经历的战争片段写出来。”

    在成都湿润的空气中，10元一位的茶资，茶社内传出“哗哗”的搓麻声，眼前冒着轻烟的玻璃杯中，青翠的茶叶缓缓降落。老人们坐在晴朗的天空下，回忆起那些与这个悠闲城市步调不一致的忙碌岁月。

    当年志愿军60军就是从四川出发，3个师近5万人，于1951年3月中旬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。《烽烟人生》每一卷的封面，用的都是那张他们背着枪械、戴着口罩迈步走过鸭绿江桥的黑白照片。入朝两年多，60军经历了第四次战役后期、第五次战役、反细菌战和夏季反击战，停战协议签字后班师回国。其间，他们遭遇过严重挫折，也取得了重大胜利。

    2001年年初，成渝两地100多位原志愿军60军老战士相聚，纪念入朝参战50周年。多年未联系，记忆中青春年少的战友们都已步入暮年，老人们一致赞同：应该留下点什么，让后人也看看，我们当年是如何对待“国家”这个词的。众人推举“年富力强”的白钧陶担任回忆录主编，热心的老白一口应承下这份没有报酬的工作。

    身边的老战友正在不断离去，“时间很紧迫呀，抢救历史就跟救人救火一样！”慈眉善目的童志安瞪大了眼睛说，今年80岁的他也是那次聚会的参加者，后来他成为《烽烟人生》的副主编之一。“我们就想把历史原汁原味儿地保留下来，没有考虑经济效益。”老人说。

    退休金微薄的老战士们没有能力花几万元买书号，他们商议了“自筹资金、自己撰稿、自己编辑、内部发行”的原则，多的捐献1000元，少的100元、50元，有的只能拿出20元表达心意。编辑部一旦运转起来，这群老兵又像在战场上一样拼命了。

    约稿信发出后，从全国各地寄来的手稿装了半麻袋。老战友们文化水平普遍不高，字迹潦草、语句不通、错别字多很普遍，有的甚至通篇没有标点符号，童志安常常一天要在书桌前坐上10个小时，“比上班时都忙。”他说。

    那些来稿让编辑们坐卧不安。家在四川绵竹农村的原60军老战士吴启应，五级残疾视力不好，农村买纸不便，他只好用毛笔在一本旧杂志上写下自己参加裤岔山战斗的经历。

    白钧陶收到了这本发黄的老杂志，文章不到1000个字，歪歪斜斜的毛笔字每个都有鸽蛋大小，蓝色的墨水似乎掺了水，淡得连杂志上的字迹都盖不住。编辑们感动着，反复阅辨认，工工整整地抄写下来。

    说起老战友史昌田，童志安的眼睛湿润了。在朝鲜战场上，两人都在团组织股当见习员。回国后，史昌田转业定居苏州。收到征稿通知，他决心把自己在圣诞节往美军阵地上挂条幅和送香烟、糖果的故事写下来。

    后来才知道，史昌田是抱病在寒冬的深夜写稿，老伴劝他早点休息后自己先睡了，天亮才发现，史老半夜肺心病发作，趴在这篇未完成的《圣诞送礼》七言长诗上，已经去世了。童老悲伤地反复打电话做工作，史昌田的老伴才寄来这份遗作，童志安抄录后又将原稿寄了回去。

    在《烽烟人生》的“后记”中，白钧陶写道：这是用鲜血书写的历史，这是一本用生命编撰成的书。

    为了完成战友的重托，编辑部的老志愿军战士们迈着与古稀年龄不相符的紧张步伐。每个月，编辑部成员至少聚会两次，商讨稿件细节。他们“打游击”一样寻找便宜干净的俱乐部、地下室，每人只需出10元饭费，后来涨到12元。

    贫病交加的佘永高也是一名原志愿军60军老战士，因为视神经萎缩，双目几近失明。每次战友相聚，都要有人用轮椅将他推来。平日被高血压、腰椎病折磨得萎靡不振的他，一到聚会上便精神焕发，白钧陶感觉到“那是一种精神力量在爆发”。

    在1953年的金城反击战中，佘永高荣立三等功。他想把自己参加的黑云吐岭战斗记录下来。子女们不了解当时情况，写出来的口述记录再念给他听，佘永高生气地一把扯过来揉成一团。

    编委会就派出两位了解情况的老战士，帮他整理口述笔录。1000多字的文章写了3遍，佘永高还反复核实每个地名、参加者，白钧陶心疼地劝他“别累着了”，佘老固执地说：“老白，你不是说要对历史负责，叫子子孙孙看吗，我咋个能不认真嘛！”

    其实，白钧陶同样较真。一位老战士回忆马坪里战斗的文章讲到美军的探照灯“直射”过来，白老凭经验觉得应该是“扫射”。就为这两个字，他专门按着手稿上的地址跑去找作者，没找到人。他回来又找到参加过马坪里战斗的老战士集体回忆，最后才将“直射”改为“扫射”。

    就是这样细致，仍然难以避免出错。在第一卷，一位老战士的简介中，“文化教员”被错写为“战士”，另一位作者的七言律诗排序有误。这两处错误让白钧陶自责不已，他特意印了100份更正，夹在未寄出的新书中，还专程登门到两位老战友家中道歉。

    然而，天南海北的老战友们，带给编辑部的更多是动力。一位居住在江苏宿迁的原志愿军60军战友寄来购书款的同时，又单独寄了300元钱，特意注明，请编委会的同志们吃顿饭，你们太辛苦了！老白和大家商量后，还是放进了印书款中。

    更令这些老战士宽慰的是，原志愿军60军老军长韦杰的儿子韦曙光到成都看望母亲，听说了这群老志愿军正在做的事，专门捐来1000元钱，买书赠给那些朝鲜战场上父亲率领过的老兵。

    在朝鲜战场上的第五次战役中，由于指挥失误，志愿军60军有不少官兵被俘。他们在战俘营中英勇抗争回国后，历经数次政治运动，遭受不少苦难。《烽烟人生》没有回避这些战友。

    书中收录了老战士汪元昌撰写的《难忘的战友》，记述了被俘的什邡籍战友李正文的故事。李正文回国后，长期精神压抑导致精神分裂，治疗后有所好转。1982年夏，县武装部通知他去一趟，本要向他宣读中央为志愿军战俘平反的文件，但没找到他。李正文回来听说后，误以为又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极度恐惧之下，用铡刀自刎而死。

    经历坎坷是这些志愿军战俘的普遍状况。80多岁的原60军老战士时占魁，花了几个月时间艰难地写完了自己在战俘营斗争、回国后几起几落的经历，编辑部收到这份用作业本、稿纸、黄草纸连缀起来的3万多字的自传，草稿的字迹时蓝时黑，没有标点符号，文中还夹杂着山东方言，童志安看完以后心酸地落泪了。

    编辑部专门找了一家一天20元钱的农家乐，住了一个星期修改这篇长稿，大家商议，以“三次恢复党籍”为主线，太惨的片段删去，誊清这篇文章。修改出来的《我的那年那月》达1万字，是《烽烟人生》中最长的一篇文章。

    从文集第二卷开始，一些编者、作者的名字被打上了黑框。编委会成员之一的侯昌乾老人就没有看到第二卷书的出版。他癌症复发后住进重症监护室，仍然念叨着未编完的稿子，去世前，他还对老战友遗憾地说：“对不起，身体不争气，没有完成交给我的任务。”

    那些字体各异的手稿，修改过三遍以后，会交给副主编之一李绍云老人录入电脑，以节省打印经费。初学打字，李老用左右手食指戳键盘，一个字要打几分钟，后来熟练了，一分钟可以打十来个字。有时打高兴了，老人一晚上都不睡觉。

    “这项工作对他来说不是加班，而是享受，他沉浸在回忆中。”李绍云的儿子李坚回忆说。他看到拼命工作的父亲眼睛总是泪汪汪的，床头放着七八瓶眼药水。时间长了，李绍云渐渐看不清电脑屏幕，一检查患上了白内障，手术后才好些了。

    2007年年底，《烽烟人生》获得内部书号三卷出齐，第一卷印了1000册，各地战友争相要书，第二卷印刷了1500册，第三卷加印为1800册。印刷厂领导看了老人们书的内容，坚持只要印刷成本价。李绍云在去世前，欣慰地看到三本书全部印出。每次翻起那套厚厚的书，李坚就会想起老父亲指着自己的头说：“留在脑子里，不叫历史，放在图书馆里，才叫历史。”“书出来，人就是死也值了！”

    老战士们向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、军事科学院、成都国防学会等相关机构赠送了《烽烟人生》。国家图书馆得知消息后，打电话来请编辑部寄去三册样书，并寄来了带着编号、盖着鲜红印章的收藏证书。

    一位老战士的侄女开书店，店内放了一套《烽烟人生》，有位顾客翻看后要买。侄女说，这是我们的传家宝，不卖的。那人说，300、500都要买。第二次来，软磨硬泡还是买去了。有的老战士爱人心疼丈夫的身体，泼凉水说，你们弄那东西有人看吗？老人们常会举出这些事例来反驳。

    三卷文集出版完，这群80岁上下的老志愿军战士终于松口气了，白钧陶也有时间关心一下自己的心脏早搏和脑血管硬化，闲来待在并不宽敞的家中翻翻订阅的《晚霞报》，或者为老伴烧一盘麻婆豆腐。

    有人称赞他们“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”，这位清癯的老志愿军战士有点不好意思，沉默了一会儿谦虚地说：“要是能为军史注入一滴有用之水，我们这群老兵也就心满意足了。